摘要

职务犯罪是严重的腐败行为，也是典型的腐败形式。如何采取有效的手段和对策来控制和预防职务犯罪，越来越成为政府执政治国的重要内容和有识之士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文就从职务犯罪的 概念 、根源、危害、特征及其表象分析入手，就职务犯罪的预防和控制作一尝试性的探讨，进一步论述了 职务犯罪预防控制的重大现实意义， 仅供参考。

　　 关键词： 职务犯罪的 概念 根源 特征及表象 危害 职务犯罪预防控制意义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

　　科学地界定职务犯罪的概念，是预防和控制职务犯罪的前提和基础。笔者认为：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 职务犯罪的根源

　　职务犯罪究其产生和发展的根源，有微观层次上个人素质方面的，也有宏观层次上制度结构方面的。从宏观上大体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根源。不规范的经济行为、经济观念、经济体制是构成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经济根源。二是政治根源。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尚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大量存在；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地方保护主义还很严重；以权压法、以权抗法、以严代法等现象还是一些领导的习惯性做法，等等这些都是导致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政治根源。三是思想根源。有些国家工作人员经受不住各式各样的诱惑和封建特权思想及西方腐朽文化的侵蚀，理想、道德价值观破灭，贪图安逸享受、奢侈等腐朽堕落思想滋生，致使利用职权违法犯罪。四是文化根源。中国儒家文化的“亲亲、尊尊、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三纲五常”观念和以政治为中心的“吏官文化”，对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有其深远的文化根源。

　　从微观上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政治素质低。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良好的思想基础，又放松自身学习，不注意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和严格自律。受西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侵蚀，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世界观、人生观错位，价值观扭曲，把一切向钱看的腐朽思想带入执法领域中，把手中的权力视为交换的筹码，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把公正执法扔到了脑后。

　　 （二）法制观念淡薄。 职务犯罪的干部大多没有牢固树立公正执法的思想观念，在实际工作中不自觉遵照法律规定依法办事，对工作缺乏高标准、严要求，不能兢兢业业对待每一项具体工作。

　　 （三）特权思想严重。 特权思想有两种表现，一是往往拥有特权，以管人者的身份自居，自认为高人一等，把手中的权利当作耍特权的资本，认为自己可以不受法律约束，凌驾于法律之上。二是缺乏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和为人民甘于奉献的敬业精神，忘记了“权力来自于人民”、“人民公仆为人民”的崇高宗旨。群众观念淡薄，颠倒了主仆关系，忘记了干部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四）工作机制和管理方式尚待完善。 少数基层领导工作上满足于一般化的部署要求，缺少深入检查；受“难免论”、“难管论”的影响，对干部利用职务违纪违法导致的各种问题认识模糊，行动上对干部失察、失管、失控，对违纪违法干部无原则地加以袒护和纵容，姑息迁就，缺乏严肃批评教育；不能有效地启动预防机制，处理上又失之于宽，对违纪违法干部思想政治工作停留在表层，缺乏渗透到每个环节的具体措施。

（五）监督制约机制松懈，制度流于形式。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都普遍制定了相应的预防职务犯罪的规定、纪律、制度、办法等，但在具体落实上，却缺乏广度和深度，没有起到干部之间相互监督，部门之间相互制约的作用。

　　 三、 职务犯罪的特征及其表象

　　职务犯罪大体有六大特征：一是犯罪手段的隐蔽性，或以“集体研究”的名义乱发奖金，或私设小金库搞账外账，或名为借实则挪用，或收受贿赂，幕后交易等；二是犯罪结果具有损公肥私性，大凡职务犯罪都会给国家利益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失。三是犯罪行为分布具有广泛性，目前已涉及每一个拥有公共权力的部门和个人，连教育、医疗等部门也成了高发区。四是犯罪年龄已向多层次、全方位发展，从“ 59岁现象”到“ 39岁现象”，不满 25岁犯罪的人群也呈强劲增长之势。五是职务犯罪人员高层化，省部级、地市级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件增多，且犯罪金额巨大，都在百万元以上，甚至高达千万元、亿元。六是职务犯罪具有对政权的危害性，综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历史，不难发现，一个政党如果在政治上极端腐败，那么它必将灭亡。

　　就其表象来看 ,又表现为多种形式：

　　 （一）利用职权谋取私利、进行权钱交易，徇私枉法。 主要发生在一线执法工作部门的执法环节上，具体表现为个别行为主体利用手中职权直接为当事人谋取利益，徇私枉法，进行权钱交易。

　　 （二）侵犯国家、集体、公民及法人的合法权益，违法办事。 其具体表现是利用职务特权，违法操作，严重侵犯了相对主体的合法权益，使国家、集体、公民及法人受到财产、人身及秩序上的损害。

　　 （三）严重违反法定程序办事，违背“程序合法实体公正”的要求。 由于行为主体不能按照法定程序处理，程序不公正，也就无从体现实体公正，直接影响了行使职权的客观公正。

　　四、职务犯罪的危害

　　首先，在政治上，它破坏了国家政治和法治的统一，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破坏政治稳定。现代化建设的过程是一个国家实现政治整合的进程，它要求有统一的法治实践和稳定的政治局面。而官员的腐败行为使统一的权力体系陷入了被各种私欲分割、隔离的境地，导致法治权威的极度削弱。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侵犯着公民的合法权益，刺激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爆发，破坏政治稳定。

　　其次，在经济上，它制造了分配不公，刺激不正当竞争，催发经济利益的恶性冲突。腐败分子以权创收，以权获利，直接破坏了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的原则，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遭到破坏，造成经济局面的混乱以及整个社会健康的经济机体的毁损。

　　第三，在精神文化方面，它助长了腐朽没落思想，瓦解人民群众对现代化事业的信心，滋生对执政党政府的离心离德倾向。

　　可以看出，职务犯罪的严重腐败现象，都是因为权力运行失控、失衡所致。“腐败的根本是权力的腐败”，权力腐败的实质是公有权力被滥用。因此，要预防权力腐败， 笔者认为 除了以德倡廉、以俸养廉外，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加强立法监督、立法制约等手段来防止公共权力被滥用。

　　五、职务犯罪的预防控制

　　（一）职务犯罪的预防

　　职务犯罪等腐败现象已经侵蚀着社会结构的每一环节，已经泛及社会的各个领域。我们党和国家一贯清楚地认识到腐败的严重危害性，一贯重视与腐败斗争。司法机关应加强宣传教育，推行法治建设，自觉接受监督。司法机关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是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核心。但是，反思我国历次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功不可没，但也存在不少问题。针对目前现实情况，深感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任重而艰难，似乎是被动的预防。笔者认为，预防职务犯是一项全方位的系统工程，应从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入手。其主要应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围绕改革开放，强化权力制约。这是根本，因为腐败的根源在权力失控，这是制度、机制的问题，我们应着眼于此。

　　首先，完善战略决策，竭力促进发展。中外历史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建设是一个国家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的过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这是一个全方位的目标。它告诉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不等于经济现代化的价值压倒一切。如果政治现代化如政治民主、政治效率、权力结构科学化等没有相应的发展，经济增长创造的财富就很可能成为腐败分子饱食的美餐或被其挥霍浪费。近十几年来围绕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进行了以放权为主的权力体制的改革，但传统权力结构却没有相应调整，权力只是在集权的结构中大量下移，由上级的集权形成众多的大大小小缺乏制约和规范的小集体、小单位甚至是个人的集权。以国有资产为例，一方面在不断增值，另一方面却因企事业单位中管理、经营权力的滥用而大量流失，进入小集体和个人的私囊。严峻的现实提醒我们，必须坚持经济和政治协调发展的指导思想，在经济现代化的同时加速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如果政治发展不能及时顺应经济发展的要求，滞后的时期过长或距离太大，必然为腐败提供泛滥的空间。所以必须依照经济发展的要求切实改革权力结构的种种弊端。这一点应当是反腐败斗争重要的战略性指导思想。

其次，完善权力体制，强化制约监督。腐败表现为权力的滥用，因此应当在权力体制和结构的改革上寻求对策，改善权力运作的体制环境和相关环境。针对传统体制中过分集权、缺乏制约功能的弊端，主要应做到：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第三，发挥舆论作用，强化社会监督。社会监督是指公民、企事业、社团和其他社会组织依法定权利对公共管理权力进行的监控和督促。它是权力监督和制约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对国家行为的规范和约束力量。权力腐败损害着社会公共利益，那么，动员各种社会力量保卫自身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管理秩序，必然构成对违法犯罪的有力抵制。

　　 2．围绕法制建设，强化以法治腐。面对性质恶劣危害极大的腐败现象，加大惩治力度不失为一种有效做法。“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原则，这也应该是以法治腐，把反腐败斗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反腐败斗争的法制化应该包括：有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完善的廉政法律体系，如反贪污的立法；有与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适应的、强有力的反腐倡廉的监督机制，如监督法的出台；有政治上坚定、业务上强、装备良好、反应迅捷的执法队伍；有领导重视、群众支持、社会形成廉洁意识的执法环境。而其中，主要应该作好三方面的工作：①继续完善反腐败和廉政立法，一要抓紧制定从宏观上强化反腐败、廉政建设地位的法律，使“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取得法律上的保证；二要抓紧制定规范市场经济行为的法律；三要抓紧制定对违法违纪和犯罪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严惩的法律。②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保证严格执法、依法办事，坚持标本兼治方针，形成中国特色的预防职务犯罪的工作机制。③发挥司法机关预防职务犯罪的职能。司法机关之是预防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主体，应积极发挥其主力军的作用。

　 （二）职务犯罪的控制

　　通过以上对职务犯罪原因的剖析，职务犯罪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职务犯罪的控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只有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达到遏制职务犯罪之目的。

　　 1．严教 --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犯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 50、 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治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治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为此，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2．严管 --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提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二是强化权力监督。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3．严惩 --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为了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实践中应一是严密立法。我国于 1997年修订了刑法典，有关职务犯罪的规定有很大完善，但法网粗疏的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就总体而言，我国刑法具有刑罚苛厉而法网不严密的特点，而国外立法多采取“严而不厉”的模式。仅以贪污贿赂罪为例，我国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为死刑，而国外除泰国、韩国等极个别国家外，一般没有判处死刑的规定，甚至很少有判处无期徒刑的，通常是判处 10年以下有期徒刑，如日本对贿赂罪的最高刑为 7年。另一方面， 从贪污贿赂罪的构成条件来看，我国刑法却显得过于宽松，例如贿赂范围仅限于财物，贪污、受贿罪的起刑线同盗窃罪相比悬殊过大，而且刑种单调，缺乏罚金刑、资格刑这样针对性强的惩罚措施。实践证明，适度扩大犯罪圈比单纯加重刑罚量更能取得遏制犯罪的功效，因此，“严而不厉”应是我国刑法今后改革的方向。二是严格执法。这主要体现在提高定罪概率上，近代刑法学之父贝卡里亚曾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　[1]

先哲在 18世纪提出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意义。长期以来，犯罪指数高、定罪概率偏低是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而职务犯罪由于隐蔽性强等原因，实际定罪率还远低于其它犯罪，正是由于因犯罪所获取的利益同受惩处的风险相比，存在着巨大的反差，促使许多公职人员陷入犯罪的泥潭，严厉刑罚的震慑力往往被法网疏漏所导致的侥幸心理而抵销。为了有效控制职务犯罪，必须提高刑事执法的效能。为此应当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促使司法人员秉公执法，加强刑事司法的独立性和公正性，坚决制止“以风挡罪”、“以官抵刑”等不良现象；二是要努力提高破案率，鉴于职务犯罪案件侦查难度大的特点，应专门立法，对此类案件的查处程序、侦查措施、证据规则及举报制度等作出特别规定，还可考虑在刑法上设立知情不举罪等，以促成职务犯罪案件的侦破。三是严惩有方。首先要坚持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等刑法基本原则；其次要注意遵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做到宽严相济；最后要常抓不懈，避免“运动化”倾向。

综上所述，职务犯罪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通过对其概念和原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加强预防及控制职务犯罪工作，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工作中，必须贯彻党中央关于反腐败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的要求，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动员全社会力量，发挥预防工作的整体效能。在预防职务犯罪工作中，司法机关必须立足于履行法定职能，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与有关部门配合，系统预防与社会预防相结合，正确运用有效手段，敢于坚持不懈地同腐败问题作长期而坚决的斗争，才能有效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才能更好地为经济建设这个大局服务。

六、职务犯罪预防控制的重大现实意义

研究职务犯罪及其发展规律，而采取相应的预防、控制措施加以遏制，对于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古今中外的历史告诉我们：腐败，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饱览历代兴亡历史的明代哲学家王夫之说 :“贪益甚 ,政益乱 ,民益死 ,国乃以亡。”　[2] 清朝顺治说过 :“贪官蠹国害民 ,最为可恨” ,“贪官不惩 ,民生不安” ,“治国安民 ,首在严惩贪官”。康熙提出“治国莫要如惩贪”。　[3] 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认识呢 ?这是因为“廉则兴邦 ,贪则亡国” ,已是被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社会发展规律。

　　社会发展到今天，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问题后，政治意识增强，只要有一些腐败出现，就会引起群众的不满。而当腐败问题积重难返，十分严重时，必将引起社会动荡。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就是很好的例证，全球性的廉政和反腐败监督组织透明度国际去年宣布了它称之为世界最腐败的前国家领导人名单，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名列前茅。透明度国际在一份“全球腐败报告２００４”中说，印尼前总统苏哈托在职的１９６７年至１９９８年期间，共挪用公款１５０亿至３５０亿美元，而印尼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６９５美元。　[4] 显而易见，这样的政府，社会动乱，政府垮台，是它的必然。

　　国家如此，一个地方也是同样。如果那个地方的国家工作人员在廉洁问题上过不了关，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愚弄百姓，必会引起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社会陷入无序状态之中。如果不加以高度重视，认真解决存在的问题，一旦矛盾激化，后果将不堪设想。

　　因此，只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遏制职务犯罪高发态势，才会赢得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二）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打造廉洁、高效政府。

　　廉洁、高效的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而要建设这样的政府，就必须将职务犯罪降到最低限度。新加坡是一个国土面积不到７００平方公里，总人口４００余万，“除了阳光和空气，几乎没有任何资源”的岛国。为了生存和发展，新加坡政府始终怀有强烈的危机感和紧迫感。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的创始人、前总理、内阁资政李光耀指出：国家兴旺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政府官员保持廉洁和献身精神，是政府牢固的基础。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备条件，也是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重要的治国理念。因此，新加坡政府在廉政建设方面的治国理念，就是把预防腐败作为政府建设的首要工作来抓，对公共服务人员（国家公务员）有严格的纪律约束、严肃的制度管理、严密的考核奖惩。新加坡政府经过近四十年的不懈努力，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使公务人员“不想贪、不敢贪、不能贪”，从而有效地保持了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廉洁和高效。　[5] 在这样的政府领导下，新加坡在一代人的时间内从一个第三世界国家转变为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前茅。

　　如果政府出现严重的腐败现象，则必然要阻碍经济的发展。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在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时，大权在握，在人事问题上独断专行，在经济发展上虚报浮夸，并大肆收受贿赂，极大地败坏了党风涣散了民心，给阜阳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在王怀忠主持工作的几年中，阜阳错失了多年以来少有的发展良机，造成的损失是无法估量的。　[6]

　　因此，只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建设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才能提高公务人员的素质，健全工作机制，规范权力运作，为经济社会发展和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优质服务。

　　 （三）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密切干部和群众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处理干部与群众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处理利益关系。如果我们的公务人员都能够爱人民、尽职责、讲奉献，就能廉洁自律，就能赢得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就能恢复到战争年代那样血肉关系、鱼水关系，社会就是一片和谐的景象。

但遗憾的是，不少干部，甚至是一些高级干部，利用人民所赋予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严重侵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可以这样说，腐败分子，是新时期的剥削者，是和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部分。这样的人，在我们的队伍中虽然是少部分，但已经严重损害了党和干部队伍的形象。这样的人，如果任其发展开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最终必将引起政治、经济和民族三个危机并发症合流，导致党、国家和社会制度三个灭亡。

　　因此，在当今的社会环境中，加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强有力的、富有成效的工作，逐步减少公务人员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使他们能树立正确的权力观，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就一定能建立起和谐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民心凝聚，齐心协力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四）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净化社会风气。

　　真善美的行为，能够熏陶许多善良的人们。而假恶丑的行经，无疑在社会的染缸里注入了墨水。

　　建国初期，社会风气很好，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境界。这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党员队伍经过长期的战争磨练，培养出了高尚的情操，为人民群众树立了象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先进典型。公务人员榜样力量，感染了一代人的思想道德，使社会风气，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腐朽状态，一下子转变为清明的世界，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改革开放后，有一批公务人员没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追求享受，金钱至上，导致权力异化：不惜用人民委托其行使的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大肆贪污受贿；有的则抵挡不了灯红酒绿的诱惑，过着糜烂腐朽的生活。上行下效，这些人的不良言行，严重毒害了社会风气，起着很坏的作用。

　　我们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就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从根本上努力解决职务犯罪发生的机理问题，促使公务人员加强自身修养，牢固树立执政为民的观念，洁身自好，廉洁自律，努力成为道德上的完善之人。有了一支人民群众信服的公务人员队伍，我们还愁社会风气不会好起来吗。

　 五）做好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有利于推动依法治国的进程。

　　法治的关键所在，不在于依法治民，而在于依法从严治吏。“广义上说，法治意味着人民应当服从法律，接受法律的治理。但在政治理论和法律理论中，法治应作较为狭窄的理解，即它是指政府应受法律的治理，遵从法律。”“现代法治的精髓是官吏依法办事，只有官吏依法办事，接受法律的约束，才有法治可言。”　[7] “法治所治对象是什么？权也。人民依法治权的具体化，也就是依法治官。在非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官治民的手段；在法治国家或社会中，法是民治官的工具。这里当然没有法只治官而不治民的意思，但治官无疑是首要的，它关乎治民治得好与不好、当与不当。不求官之治，而求民之治，乃法治中舍本而逐末也。”　[8] 而贪污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从来不可能严格执行法律，他们往往把法律作为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所以，职务犯罪是与依法治国水火不相容的。

　　从守法的角度来看，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不仅要求普通公民遵守法律，更重要的，是国家工作人员必须首先模范地用法律来规范自己的言行。国家工作人员不能守法，无视法律，甚至亵渎法律，就很难要求普通公民去守法。言教不如身教，违法者去教育他人守法，其效果可想而知的。

　　国家工作人员的守法，要从广义的角度来理解。不仅要求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工作中，模范地遵守各项法律，还应当在履行公务活动中，自觉地用程序法和实体法来约束自己的执行职务行为。刘斌俊在 1999年 1月 25日《检察日报》撰文《守法重于泰山》中指出：“就守法的内涵而言，现代意义上的‘大守法’具有‘尊重法律、遵守法律；用法护法、依法办事’的丰富内涵。”“依法办事乃是守法概念的应有之义。从一定意义上讲，守法就是要求一切个人和组织都应以宪法和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依法办事，任何行为都不能超越宪法和法律所界定的范围。只有具备良好的守法意识，才能实现严格依法办事；只有严格依法办事，才能保证国家和各项工作皆依法进行，依法治国的理想才能成为现实。”从法治意义讲，国家工作人员的后类守法行为，更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积极主动地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无疑能够增强国家工作人员的法治意识，使广大干部都能把法律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自觉的遵守法律，减少职务犯罪现象的发生，从而确保依法治国能够顺利推进。

参考文献

【 1】贝卡里亚 .黄风译 .《论犯罪与刑罚》。

【 2】王夫之（清） .《读通鉴论》。

【 3】《大清世祖皇帝实录》卷一四三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丙子 .中华书局 .1985年版。

【 4】《透明度国际公布报告苏哈托列巨贪之首》 .搜狐新闻 .2004年 3月 26日。

【 5】李建鸣 .《新加坡的廉政制度》 .中国法治网 .2004年 8月 11日。

【 6】张晓晶 .《王怀忠案剖析与警示：贪官酿成的苦果谁来吞咽》 .中华网 .2003年 12月 31日。

【 7】张文显 .《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 .法律出版社 .1996年版。

【 8】卓泽渊 .《以身作则：法治对官员的要求》 .1999年 6月 24日。